80后吐槽90后，90后吐槽00后...為什么前輩總喜歡吐槽年輕一代?是因為恐懼、自視甚高，還是幻想?其實人類短短幾千年歷史中，所有的前輩們幾乎都看不慣小年輕。但如果我們真的一代不如一代，社會還會有現在的面貌嗎?”年輕人羞辱“的背后，究竟是人性中的什么在作祟?我們又如何在年輕人身上找到希望?

沃爾夫(Ira S Wolfe)是賓夕法尼亞的一名商業顧問。十年前，他的客戶都開始擔心一個問題——千禧一代。“當時千禧一代大多還是青少年，最多就是剛剛大學畢業。但是這群年輕人很難搞，這是被寵壞的一代，品行惡劣，自戀、自大又懶惰。所有的HR和經理都愁得很，不知道該拿這群孩子怎么辦。”

沃爾夫作為顧問，自然要解答客戶的問題。于是他寫了一本書，與2008年出版。書名叫《極客、怪人和谷歌化》(Geeks, Geezers and Googlization)。寫這本書的時候他58歲，為的是給不同輩的同事在一起工作提供一些指導，相當于“和諧相處指南”。其中，第九章的主題是年輕一代，而標題是“最愚蠢的一代人?”

他的用詞和語氣非常直接，章節的一開頭就是“幾十年的時間，能讓幾代人有極大的差別。曾經，年輕人成績差會覺得不好意思，父母也沒有面子;年輕職工如果讓老板失望，自己會很后悔。時代不同了。” 他寫道。

過去幾代人的“體面”和禮貌，在現在這代年輕人身上蕩然無存。有些最根本的特質已經消失。

而電視節目主持人斯卡博羅(Joe Scarborough)在2017年發的一條推特是這樣說的，“40年代的小伙子打敗納粹主義、解放歐洲;打敗日本帝國主義，解放太平洋。今天的小伙子卻天天呆在家里打游戲。”內布拉斯加州議員薩斯(Ben Sasse)在2017年的紐約時報專欄上發表文章，“我常常看到大學里有年輕人在校園里工作，他們看起來不知所措，一副很困難的樣子。學校的教職員工和行政管理人員都常常注意到，學生因為缺乏社會經驗，沒做過苦活累活，考試時做的不錯，但是在面對現實世界中的問題時，都暈頭轉向。”

這類型的話，其實都是陳詞濫調。自古以來，前輩們在新一代年輕人面前從來都沒少批評。這些食古不化的老頑固喜歡警告大家，年輕人很差勁、有很多缺陷，沒有能力接下一棒，但是他們卻沒能從過往歷史中看到，每一代受到批評的年輕人，最后都過得不錯。確實，有些年輕人很懶，爛泥扶不上墻，但是總有一部分年輕人能“雄起”，努力上進，接過社會的重擔。看看我們自己身邊的情況就知道了：我們生活中依賴的、喜歡的、印象深刻的、視如珍寶的、夢寐以求的物件，不都是由受各自前輩百般吐槽的，曾經年輕的一代創造出來的嗎?假如人類的社會真的一代不如一代，而不是一代比一代強的話，社會就不會有進步，甚至都不知道倒退到哪兒去了，我們早該一無所有，以頭搶地了。但事實上，我們生活在現代世界里，日子越過越好。這就能說明，沃爾夫、斯卡博羅和薩斯，以及以前無數的吐槽年輕一代的人，統統都錯了。簡而言之，任何時代所有吐槽下一代的人都錯了，毫無例外。

那為什么每個時代的人都要犯相同的錯誤，為什么我們不能停止這樣的循環?

每一代人年輕時都要遭受不公平的對待，等自己老了，卻又犯下同樣的錯誤?

答案很簡單：因為害怕。

為什么我們總是懷疑年輕一代的能力?要理解這個問題，我們就應該先看到問題的全貌。也就是說，我們不能光看某個具體的吐槽者。在廣袤無垠的世界里，長遠的歷史中，光看一個斯卡博羅是毫無意義的，他的偏見只是反映來了其身邊人的偏見。

人類最早的文字記載中，就沒少吐槽年輕人。公元前600到公元前300年，古希臘的文本就在埋怨年輕人長大了變得狂暴、不聽父母 的話，在餐桌上總搶最好吃的菜，狼吞虎咽。古羅馬劇作家Plautus的喜劇中，常常有個喜歡妓女、讓身邊人失望透頂的兒子。“戲劇就相當于過去人們看的‘電視劇’，古代的戲劇中，常常討論一個主題：父親在自己兒子道德敗壞的時候，應該嚴厲還是包容。" 斯坦福大學歷史和經典教授薩勒(Richard Saller)寫道。

在公元一世紀，Seneca the Elder寫道，“我們的小伙子已經越來越懶，他們的天分得不到發揮，沒有參與任何體面的職業，日日夜夜為其操勞。”

歐洲、非洲、中國和日本歷史的歷史學者都說。他們的歷史中都有白紙黑字記錄對年輕人的嫌惡。隨便挑個地方、挑個時間，都能找到相關的文字記載。文藝復興時的作家抱怨的是年輕人的粗魯，在不合適的社交場合中唱些淫詞艷曲;在非洲被殖民前的時代，年輕人就算在成人儀式之后，也不被當作成年人對待，只有成為父母之后，才視作真正成熟，得到身邊人的尊重。“年輕一代沒有前輩們艱苦奮斗的經驗，會變得軟弱無能。“哈佛大學中國和亞洲歷史教授艾略特(Mark Elliot)解釋道。

當時的前輩們責怪年輕人軟弱無能，現在的前輩們責怪千禧一代自以為是，把一切都當理所應當——前輩們都覺得年輕人失去了些自己這代人身上的品質。“我們手中有些好東西，估計會砸在他們手里。"現在，他們擔心的是工作，這些驕縱的乃年輕人不會像前輩們一樣，在辦公室里加班搏命。而14世紀日本僧侶Yoshida Kenko憂心的則是語言，”日常用語越來越簡化，以前人們會說‘抬起馬車軸’，‘剪燈芯’，現在只說動詞‘抬一下’，‘剪一下’。” 作家羅杰斯(Anne Rogers)擔心的則是婚姻體制，“隨著最近個人主義的盛行，年輕人對‘自我’邪教般的崇拜，婚姻的花床逐漸凋零。”

吐槽年輕人也不是年長人群的專利，就連年輕人自己也沒少吐槽同輩，尤其是比較多愁善感的年輕人.就拿記者伊斯特布魯克(Gregg Easterbrook)為例子。在上世紀80年代，伊斯特布魯克還是個20多歲的年輕人，他就發現了一些讓人很困惑的現象。年輕一代似乎和世界有些脫節，用一種“無所謂”的態度阻擋自己，不在乎有意義的事情。于是伊斯特布魯克就在Washington Monthly上投稿，譴責年輕人集體“對成功的恐懼”。他指出，當代的年輕人只想找份無聊、沒有挑戰性的工作，有意破壞自己的浪漫關系，甚至因為害怕改變而棄投票權利。這樣“毀掉的”一代，“覺得努力取得成就并不好，因為成就越高，他人對自己的期待就越大。”伊斯特布魯克寫道。

但是，他對年輕人的負面評價從何而來?他找到了至少一個替罪羊：這代年輕人之前的一代人。“我這一代人什么說辭都聽過，‘最能干的一代人打贏了二戰，走出了大蕭條。’”伊斯特布魯克在38年后的今天回首過去，說，“聽到這樣的話，你肯定不自覺地想‘確實是很了不起的成就。而我自己這代人，在同樣年齡的時候，都在做什么?我們需要怎么做，才能取得比這更高的成就?’我覺得歷史在不斷重演，每一代年輕人都會擔心自己這一代比不上自己的前輩。”

隨便問哪個80后，90后，00后，你就能看到歷史循環的跡象。“現在這個時代，大家都一直在安排自己的日程，下一步做什么，查查這個，看看那個。我們的身邊很多干擾，很多噪音，沒有什么實質的內容。”十八歲的諾曼(Jace Norman)這樣說。諾曼是一個點唱節目Henry Danger出來的年輕明星，和他同輩的年輕人很多都有同樣的想法：他們覺得自己受到屏幕的干擾太大，已經成為了一些無聊活動的附庸和奴隸。年輕人說法的方式很奇異，他們不是從自己的經驗出發，講自身的體會，而是一直在對比自己和他人。諾曼口中的“現在這個時代”是在跟哪個時代做對比?現在這個時代的年輕人沒有從自己的角度出發，而是把自己和想象中的過去在對比。

我們究竟怎么了，為什么如此兇狠?我們給世界帶來了新的一代人，卻想方設法讓他們深信他們什么都不是，覺得自己上上下下都是缺點，導致他們彼此針鋒相對，互相控訴。我們送自己的孩子走上未來的征程，卻告訴他們，最好的時代已經過去，未來只會每況愈下。

我們為什么要這么做?

沒錯，就是因為我們自己害怕。

就拿土地舉個例子。

中世紀的盎格魯-撒克遜人將土地視為一切。“所有合法關系的基礎都是土地。”路易斯威爾大學的英語系教授拉賓(Andrew Rabin)這樣說。擁有土地，就意味著在社會上有地位，能穩定地供養家庭。想要生活和自由，土地都是根基。“從法律的角度上考慮，成立家庭單位的最初目的就是為了確定土地的合法繼承人，土地能世世代代繼承下去。”拉賓說。而父權社會里，合法繼承人是明確的，兒子到了一定的年齡，就可以繼承土地了。

但是實際生活總是會有紕漏，不會像設想的那么完美。比如，歷史中有很多兒子沒有這么容易就“合法繼承”土地。在公元916到935年間，有一起這樣的土地爭奪案，恩尼奧恩(Enniaun)的兒子埃文(Edwin)在父親死后，母親不肯交出家里的土地。埃文覺得這是自己可以合法繼承的，于是把母親告上法庭。整個案件鬧得很大，就跟權利的游戲中的主人公一樣各執一詞。當時的法官圖基(Thurkil the White)派了一個小隊去核實母親的證詞，母親的名字沒有記錄在案。母親傳了法官圖基的妻子里奧芙萊上庭。在整個法庭面前，母親宣誓土地應合法歸她所有，廢除兒子埃文的所有權。母親接著說，如果她去世了，就讓法官圖基和妻子里奧芙萊繼承自家的土地。這話一說，法官將土地判為母親所有。她一直擁有這些土地直到死去，而兒子埃文再怎么長大，也得不到一分一毫。

這則故事的寓意很豐富，涉及到了權力，財富和性別問題。但是拉賓說，他讀到歷史上的這起法律糾紛的時候，看到的是歷史上一個不斷重演的主題：父母親不想將自己的土地傳下去，因為這就意味著失去權力。如果孩子能擁有土地，土地就不是父母的。如果孩子能把土地管理好，那他們就不需要父母。

“孩子對父母而言，就是死亡的警示。一旦你有了孩子，你可能就會被取代。所以，當年長者看不起小輩的時候，當前輩說這一代年輕人不成氣候，比不上上一代人的時候，實際隱含的意思就是，‘這孩子不能取代我。這孩子不夠好，沒法取代我。某種程度上說，我是不可替代的’。”拉賓解釋道。

我們在談論孩子時，是站在延續的角度上。他們會傳承我們的傳統，我們的姓氏，我們看到他們和我們一樣的長相，像我們一樣行事，同我們一樣思考，就覺得很欣慰。我們想讓他們接受我們的政治立場、我們的事業、我們的人生意義。在孩子身上，我們也看到自己的永生。

但是他們一長大，我們就發現他們不是我們。他們是他們自己。他們會找到自己的政治立場、自己的事業、自己的人生意義。比起過去，他們對未來更感興趣，他們當然知道自己的父母的名字，也許知道爺爺奶奶的名字，但是再往上可能就不知道了。有一天，孩子也會有孩子，有孫子孫女，這些孫輩可能也不知道我們的名字。我們就這樣被遺忘，不再有人記得自己，對世界也不再有任何影響。

所以我們才說自己的孩子沒有用。因為我們無法接受世界沒了自己會照樣運轉的事實。我們非但不能接受，還把這些全都怪到下一代年輕人的頭上。

但是，有時候，這個循環也會暫時被打破："食古不化的老頑固們"，在面對自己有限的生命時感到苦澀的人們，偶然會停下來，看清楚身邊的現實。

伊斯特布魯克就看到了現實。現在他已經65歲，嬰兒潮一代生人、曾經自我厭惡的他，現在看待同齡人，覺得大家還是很有成就的，世界在他們的手中，他們的努力之下，變得比之前更好了。

沃爾夫是徹底改變了自己的看法。曾經寫書嘲諷千禧一代的他，自己接觸這些年輕人，和他們交流之后，發現自己有失偏頗。

不過這個過程很漫長。雖說他曾經跟自己的客戶說，千禧一代會很難管理，但是他自己回合朋友出去共進晚餐，或者喝喝小酒，聽聽周圍年輕人在談什么。

這些“懶惰又自以為是“的年輕人大學畢業后，面臨經濟蕭條的時候，討論的是自己創立的企業，自己打工做的三份工作，自己正接受的教育。這讓沃爾夫想起了自己的前輩對嬰兒潮一代的懷疑。他終于恍然大悟，“這都是一回事!”他現在回首，當時自己的前輩也批評自己這代人“懶惰、自戀、自大、理想主義、隨意”。

漸漸地，沃爾夫就開始改變自己傳遞出去的信息。他把自己叫做“恢復中的千禧一代吐槽者”，告訴自己的客戶，這些年輕人是很可靠，值得雇傭的。如果他們不幸雇到一個懶惰的年輕人，那只是人事部的工作做得不好。“每一代人都是有好有壞的。”

那就把好的挑出來，畢竟一代人中有這么多人選嘛。